谁来写AI时代的野心家、梦想家和投机者？ 在1982年凭借《新机器的灵魂》拿到普利策奖前，基德尔是nobody。 小说卖不出去，文章也没什么人看，是个很潦倒的自由撰稿人。 直到编辑问他：为什么不写写电脑？ 那时候，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还没有崭露头角，个人电脑也远没有进入大众生活。 基德尔是作者，是文人，他很老实地说，他畏惧数学和科学，和大多人一样觉得研究电脑的前景看来既吓人又乏味。 但因为也找不到其他东西可以写了，他就懵懵懂懂地扎进当时冷门但已经开始制造巨额财富的计算机世界。 基德尔没有工程师专业背景，没能力深入剖析技术问题，他的关注点放在了人身上。 “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collective soul of those who put the machine together.”一台新机器的灵魂，不过是组装它的那群人的集体灵魂。 于是，基德尔讲述了一群年轻工程师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如何马拉松式地24小时工作，力求在最短时间内研发出代号为“Eagle”的小型计算机。 讲他们如何熬夜、吵架、内斗、跟公司官僚博弈，不惜代价，描绘理想、虚荣心、金钱、尊严和野心如何激发出刺目的火花。 《新机器的灵魂》一炮而红，基德尔头一回发现自己的书全卖完了。 回头来看基德尔的故事，我发现完全可以用 a16z 最近提出的一个概念来解释： Taste is Brokerage（审美即撮合）。 这句话的大意是： 当你站在不同群体之间的空隙，就能获得独一无二的视角和经验，就是“结构洞”优势。 基德尔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既在局内又在圈外。工程师群体里习以为常的观点和信息，对他来说很陌生； 但这种陌生，反而让他更容易发现哪些东西值得讲，同时又能借助他出众的文字功底，把技术世界里的故事，转译成能够激发最大公约数共鸣的人的故事。 而在今天，在40多年后，我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感觉，类似的红利又出现了。 1970年代末的计算机行业，跟现在的AI行业，看起来有太多相似之处，都处在早期的技术变革阶段，充斥着梦想家、投机者、野心家、叛逆者，无数个故事正灿烂地展开序章。 一边是 AI 行业的一线从业者，日夜不眠地创造新组织、技术和产品，但缺少具备文字审美的人去理解、记录和转译； 另一边，是懂叙事、懂读者的传统记者和编辑，但面对 AI 浪潮冲击有些步履蹒跚。 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空隙，就是如今AI行业的一个结构洞，呼唤着下一个基德尔的到来。